铁建重工“建顺号”

例如序言第八自然段第一句。

所以，除非对行政机关不说理有制度性的保障，且不会在法庭上受到中立法官的诘难，那么行政机关一定会在作出行政行为时附随理由。在行政法原理上，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当以书面方式作出行政行为，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行政机关才可以口头、动作以及自动化[8]等方式作出行政行为。

在饭垄堆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将行政复议权定性为居中行使的准司法权，以示它不同于行政机关如行政处罚等那样的一般性行政权，进而形成对这两种不同行政权的梯度式尊重。但是，从复议机关所提供的证据与全案卷宗情况来看，被诉复议决定并未体现相应的衡量因素，也未进行充分说理，仅简单以构成重叠即作出撤销决定，难以得到人民法院支持。人民法院认为复议机关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满足司法审查需要，复议机关未完全履行说明理由义务的，可以要求复议机关重新调查处理，并提供可以进行审查的证据、依据以及相应的理由说明。基于上述两个前提，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行政复议决定判断与裁量及理由说明应当给予充分尊重。[23]对政治问题的考虑和关照，切不可超越合法有效的法律规范。

从这段裁判理由中我们隐约可见，最高法院在本案中似乎已经导入了程序过程审查方式。由此，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在饭垄堆案中，尽管最高人民法院说，因为只有借助书面决定和卷宗记载的理由说明，人民法院才能知晓决定考虑了哪些相关因素以及是否考虑了不相关因素，才能有效地审查和评价决定的合法性，但这个结论并没有排除行政机关说理的其他方式，更没有将行政机关以其他方式的说理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因此，2018年修宪采取的党的领导入宪方式就可以成为建构该条款规范内涵的框架性线索，是我们构建现行宪法党的领导教义学的基点所在。

② 我国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第二条第一款相同，均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1980年年底，邓小平明确指出：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36]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将党的领导载入正文，须在新时代与改革开放初期迥然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中去理解。关于宪法序言法律效力的不同意见，关键在于四项基本原则(核心是党的领导)的效力问题。

例如，各级党委以及各国家机关党组要对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事实上，1982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就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重要内容。

笔者体会采取该方案的理由至少有三：其一，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八个明确之一，是提纲挈领的重大政治论断，既能够达到明示党的领导的效果，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就明示规定而言，由于1982年宪法(特指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宪法文本，下同)制定时的特殊政治社会背景，当时对于党的领导无论写入宪法的正文还是序言，都有反对的声音，最终仅写入了宪法的序言。为厚植国家正当性的社会意识基础，我们需要对党的领导作出宪法阐释。据《彭真年谱》记载，在前文提到的1981年7月15日谈话之后，至1982年5月4日(宪法修改草案向全民公布后不久)这10个月的时间里，彭真有7次讲到宪     法要理直气壮地写党的领导(或四项基本原则) [8](107,112,116,118,119,123,139)。

魏德士进一步把这种法条现象称为实为应然的表见理论语句，即不少法律规范都是以直陈式来表达的，听起来就像是事实或者逻辑论断，但立法者并不是要描述事实或分析逻辑，而是要调整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事实。让党的领导进入正文，是要恰当解决如何明示党长期执政地位的问题。同时，党的领导这一原则与民主、人权、法治等宪法原则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从应然层面讲，它们之间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监督干部的遵纪守法情况等。

④ 参见《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领导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宪法学的一个基本概念[28]。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1976)第三条第一款：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国家和社会的唯一政治领导力量。在宪法关系中，个体的公民一般不构成宪法关系主体，除非是在穷尽法律救济之后，提起宪法诉愿的情况下。

这些思想同时也付诸于政治实践，并以党规和国法的规范形式呈现。它们虽然表述不完全相同，但作为我国国体之核心内容的工人阶级领导一直未变。这是此前论著所忽视的。很显然，叙述的对象是已经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对未来的打算。在中外社会主义宪法史上，这是有立宪例可参考的，如我国1975年和1978年宪法第二条第一款，或者阿尔巴尼亚1976年宪法第三 条②。因此，那种认为从叙述历史事实中把‘四个坚持自然地表达出来，就表明‘四个坚持不是一种主张，而是历史结论[16]的观点是偏颇的。

参考文献： [1]陈端洪. 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J]. 中外法学, 2008(4): 485−511. [2]林来梵. 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3): 65−84. [3]童之伟. 厘清宪政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基本线索[J]. 法学评论, 2015(5): 22−30. [4]周叶中, 林骏. 党的领导的宪法学思考[J]. 法学论坛, 2018(5): 5−14. [5]刘松山. 党的领导写入1982 年宪法的历史回顾与新期待[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3): 1−20. [6]张友渔. 宪政论丛: 下册[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86. [7]王汉斌.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文集[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2. [8]《彭真传》编写组. 彭真年谱: 第五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9]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0]彭真. 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11]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〇年)[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2]林来梵. 宪法学讲义: 第二版[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5. [13]陈端洪. 宪治与主权[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7. [14]凯尔森.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 沈宗灵, 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15]魏德士. 法理学[M]. 丁晓春, 吴越,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16]《彭真传》编写组. 彭真在主持起草 1982 宪法的那些日子里[J]. 中国人大, 2013(2): 47−51.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 第6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18]白斌. 宪法教义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9]秦前红, 叶海波. 社会主义宪政研究[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20]石泰峰, 张恒山. 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1): 13−24. [21]本书编写组. 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7.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23]马怀德. 运用法治方式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8(5): 19−21. [24]林尚立. 当代中国政治: 基础与发展[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7. [25]吴辉, 等. 西方政党学说史[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5. [26]崔英楠. 德国政党依法执政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7]叶海波. 政党立宪研究[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 [28]陈云良, 蒋清华. 中国共产党领导权法理分析论纲[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5(3): 46−56. [29]蒋清华. 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之辨——执政权之歧义和误用[J]. 政治与法律, 2016(8): 58−68. [30]何华辉. 谈中国不能实行三权分立[J]. 法学评论, 1990(1): 1−6. [31]宋功德. 党规之治[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5. [32]轩理. 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制度安排[N]. 人民日报, 2018-3-1(3). [33]栗战书. 使全体人民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在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3月27日)[J]. 中国人大, 2018(7): 6−9. [34]本刊记者. 把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全部工作转到法治化轨道上来的又一次伟大历史转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施芝鸿谈十八届四中全会[J]. 秘书工作, 2014(12): 4−10. [35]钟岩. 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载入宪法的理论、实践、制度依据[N]. 人民日报, 2018-2-28(1). [36]王晨.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18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上[J].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8(特刊): 85−98. 作者简介：蒋清华，法学博士，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那么，在众多的制度装置中，哪一项是最为核心的要素、最本质的特征呢？对此，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作出了权威回答。

为提升宪治水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我们还要对党的领导进行规范的理论建构，以助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其表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且应当继续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宪法政策的基本特征是方针性，标志性修辞有促进提倡发展等。对彭真而言，一方面，四项基本原则要理直气壮地入宪，另一方面还要研究在宪法中怎么表达。

同时，宪法的序言、总纲、国家机构规范、基本权利规范等发挥法律效力的机制和形式有所不同。陈端洪教授指出，宪法序言中的将继续，表达的是一种意志，一个规范性的规定[13](156)。秦前红等教授曾认为，1975年宪法正文关于党的领导的规定，从立宪技术上观察，上述条款似乎混淆了党与政的区别。1989年，彭真根据宪法第一条的规定指出：在我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行动，是违宪的。

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社会主义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

例如，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应当)继续加强。人民在国家机构之外，选择中国共产党行使对国家权力的领导权。

[11](437,438) 可见，从1981年7月15日彭真最初谈论如何表达四项基本原则时讲这不是主张问题，而是历史事实，到之后的修宪工作期间谈论这个问题时讲用事实说话，寄理予实，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今后还要继续证明，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符合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历史发展规律，决定性选择，这些措辞和论断的变化轨迹已经清楚地表明，彭真本人并不认为他亲笔修改的宪法序言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表达仅仅是在写历史事实。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大修改后的党章均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对禁止破坏党的领导进行规范解释，既要保证党长期执政相关制度安排的宪法权威，对党内法规有关规定给予合宪性解释，也要在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这三项宪法原则有机统一的框架中将社会主体的建设性批评行为与破坏行为区别开来。社会主义制度是且应当继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党的领导，从对象来看，包括党对人民(社会)的领导和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1982年4月30日谈话)[8](116,112,118,132,138)到了1982年11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彭真作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明确指出：宪法修改草案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既反映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又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决定性选择。

(一) 政党的宪法地位 西方宪法学上关于政党法律性质有机关说(突出政党的公共功能)、团体说(侧重政党的自由属性)、媒介说(介于公私之间的社会公共领域，兼具自由性与公共性)三种典型理论。但马工程教材把坚持党的领导列为我国现行宪法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并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说是由宪法确立的我国的国体所决定的④。

这要求我们在宪法层面思考如何进一步规范和保障党长期执政的制度。不应以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为依据来否定党和国家各自保持相对独立的必要性。

提出合宪性审查、合法性审查意见的建议。例如，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不能改为阶级斗争还应当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